在当下互联网快速的提升的时代，网络主播已然成为备受瞩目的新兴职业。据相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专职网络主播人数已达 1508 万，直播行业的年增长率更是超过 20%。然而，这一行业在蒸蒸日上的背后，却暗藏着诸多劳动纠纷的隐患。

　　前段时间，某知名平台的头部主播与所属经纪公司对簿公堂，引发轩然。主播坚称公司存在克扣工资、超长工作时长等问题，严重侵害其权益；而经纪公司则反诉主播违约跳槽，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让这场官司充满了火药味。这一事件不仅成为网络热搜的常客，也让大众的目光聚焦到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那错综复杂的关系上。究竟他们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一旦产生纠纷，又该依据什么来评判是非对错呢？今天，咱们就通过几个典型案例，深入剖析这其中的门道。

　　王某，一位在网络直播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资深主播，凭借其独特的直播风格、幽默风趣的谈吐以及对时尚潮流的敏锐洞察力，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到逐渐积累起近百万粉丝，王某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然而，他深知要想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直播行业中更上一层楼，单靠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2020 年 3 月，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王某与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拍即合，签订了《独家经纪合同》。彼时的他，满心期待着借助公司的专业资源、广阔人脉以及强大的推广能力，让自己的事业迈向新的高峰。这份合同，在王某看来，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也是他与公司携手共进的约定。

　　在收益分配方面，尽管合同约定了按照月交易金额分成，但具体的分成比例、结算周期以及广告收入的核算方式等细节问题，却引发了双方的激烈争执。王某觉得公司在广告收入的统计上不够透明，存在隐瞒部分收入的嫌疑，导致自己的分成远低于预期；而公司则坚称所有收入均已如实核算，王某的诉求毫无根据。

　　工作安排上，双方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公司为了追求更高的流量和收益，频繁安排王某参与各类广告制作、综艺演出等活动，有时甚至不顾及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和个人意愿，导致王某疲惫不堪。王某多次提出希望可以合理的安排工作节奏，但公司却以合同约定为由，要求他无条件服从安排。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王某一气之下，于 2021 年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在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3 日奖金人民币 255217.5 元，以及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11 万元。这场官司，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拉开了帷幕。

　　庭审之上，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纷纷出示关键证据，试图为自己的主张正名。

　　王某的代理律师指出，王某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严格按公司的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参与各类活动，这足以证明公司对王某存在劳动管理行为。而且，公司为王某代缴了部分社保费用，这更是劳动关系存在的有力佐证。此外，王某在工作期间，使用企业来提供的直播设备、场地，接受公司的培训指导，这些都表明双方并非简单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具有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

　　北京某传媒公司则反驳称，虽然合同约定王某需按公司安排工作，但实际上，王某在直播内容、直播时间的选择上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公司从未对其进行严格的考勤管理，也没有制定诸如迟到早退罚款等劳动纪律。在收益分配上，王某在签约时就对分成比例等关键条款进行了强势谈判，拥有很强的议价权，这与劳动关系中企业主导分配的模式截然不同。而且，合同白纸黑字写明为合作服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双方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双方争执不下，而整个案件的争议焦点也愈发清晰：北京某传媒公司与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劳动关系？这一问题，如同悬在法庭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决定着案件的最终走向。

　　经过严谨的审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从双方订立的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北京某传媒公司未对网络主播王某进行支配性劳动管理。

　　其一，虽然王某需按公司安排工作，但无需遵守公司的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公司对其演艺行为的约束属于合同履约要求，而非劳动管理。

　　其二，王某在收益分配上具有较强的协商权和议价权，双方平等协商的关系明显有别于劳动关系。

　　其三，合同目的是通过公司孵化提升王某影响力，进而获取商业收入并按约定分配，合同内容不具备劳动合同的要素。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然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9 月 5 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律的天平，最终没有倾向王某一方。

　　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中，有三个关键要素，堪称 “三板斧”，即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

　　人格从属性，强调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对企业的高度依赖与服从。就像在传统工厂里，工人需严格遵循工厂制定的作息时间，每天按时打卡上班，迟到早退会面临罚款；工作内容也由工厂统一安排，工人只能按照指令操作特定的机器设备，就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而在本案中，王某虽需按北京某传媒公司安排工作，但他在直播内容、风格以及时间的把控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性，无需像工厂工人那般严格遵守公司的考勤、工作流程等规定，所以人格从属性并不明显。

　　经济从属性，主要看劳动者的经济来源是否高度依赖企业，以及企业对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掌控程度。例如，公司职员每月领取固定工资，奖金、福利等也由公司依据经营效益和员工表现统一发放，员工的收入稳定且直接与公司挂钩。反观王某，他的收入主要源自与公司合作经营的平台广告收入分成，收益多少取决于广告投放效果、粉丝打赏等市场因素，并非像普通职员那样旱涝保收，且他在签约时对收益分配有较强的议价权，能自主争取利益，这与典型的经济从属性特征不符。

　　组织从属性，意味着劳动者是企业生产经营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遵循单位的组织架构与规章制度。以大型连锁超市的员工为例，他们隶属于各个门店，需遵守超市总部制定的统一服务规范、促销活动安排，参与门店的日常运营，为超市的整体销售业绩努力。但王某作为网络主播，虽与北京某传媒公司有合作，可他在工作中相对独立，更多是借助公司的平台资源拓展个人事业，并非完全融入公司的组织体系，如他可以自主决定是不是参与某些商业活动，不完全受公司组织架构的约束。

　　正是基于这 “三板斧” 的综合考量，法院判定北京某传媒公司与王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从主体地位来看，劳动合同具有鲜明的隶属性，劳动者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必须无条件遵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而经纪合同双方更像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就像明星与经纪公司，明星在艺术创作、形象塑造等方面有较大的自主空间，经纪公司更多是提供辅助与服务。本案中，王某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在收益分配、工作安排等关键事项上有平等协商的权利，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服从，更符合经纪合同主体平等的特征。

　　权利义务方面，劳动合同中企业要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支付稳定工资、缴纳社保等，劳动者则以提供劳动为主要义务；经纪合同里，经纪公司重点是为委托人开拓业务机会、提升知名度，委托人则需按约定支付佣金，双方的权利义务围绕业务拓展与利益分配展开。北京某传媒公司为王某提供的是推广资源、商业合作机会，王某通过自身直播带货、广告推广等商业活动为公司创造收益，双方按比例分成，这显然是经纪合同的权利义务模式。

　　合同目的上，劳动合同旨在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实现用人单位的人力需求；经纪合同则聚焦于挖掘委托人的商业潜力，实现双方在商业领域的共赢。王某与北京某传媒公司签约，是期望借助公司之力提高个人在自媒体平台的影响力，进而获取更多商业利益，公司也是看中王某的潜力，欲通过孵化他实现广告收入增长，双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与经纪合同的目的高度契合。

　　这一案例为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的合作模式敲响了警钟，双方都要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明确权利义务边界。

　　对于主播而言，在签订合同前，务必仔细研读合同条款，尤其是收益分配、工作安排、知识产权归属等关键内容。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自身在不同合作模式下的权益保障，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在直播过程中，注重自身形象塑造与品牌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减少对经纪公司的过度依赖，争取在合作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经纪公司也应从本案中吸取这次的教训，优化合同管理。合同条款应尽可能详细、明确，避免模糊地带引发纠纷。在对主播的管理上，要找准定位，依据经纪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避免过度干涉主播的自主创作空间，同时也要加强对主播的培训与引导，帮助主播提升专业素养与合规意识，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此案例的影响绝非局限于网络直播行业，它如同涟漪一般，波及到外卖、网约车、家政等一系列新业态行业。这一些行业都会存在用工形式灵活多样、劳动关系复杂模糊的特点，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模式存在诸多冲突。

　　以外卖行业为例，外卖骑手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有的骑手通过众包平台接单，上班时间、接单数量全凭自主决定，看似与平台不存在紧密的劳动关系；但另一方面，平台又会通过算法设定配送规则、奖励惩罚机制，对骑手的配送行为进行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管控。网约车司机同样如此，他们自由安排出车时间，但又要遵循平台的派单规则、服务标准，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这就警示着相关行业的企业，一定要重视用工规范问题，及时梳理与从业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行业特点与从业者需求，制定合理的用工制度。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加强调研，针对新业态用工的特殊性，完善法律和法规，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为新业态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避免类似的劳动纠纷频繁上演。

　　对于广大求职者，尤其是向往新兴行业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案例无疑是一堂生动的 “普法课”。在选择职业时，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合同性质。如果是与经纪公司、平台等签订合作协议，务必看清其中关于收益分配、工作安排、知识产权归属、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切勿稀里糊涂就签字画押。

　　入职后，要注意留存各类工作证据，如工资支付记录、工作安排通知、聊天记录、培训资料等，这些都可能在日后的纠纷中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 “有力武器”。倘若发现企业存在不合理的要求、侵犯自身权益的行为，要及时与公司沟通协商，表明自己的立场，必要时勇敢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劳动者遭遇劳动纠纷时，切莫慌乱，更不能忍气吞声。首先，能够尝试与企业进行友好协商，摆事实、讲道理，争取和平解决实际问题。若协商无果，可以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让行政部门介入调查，督促企业改正违法行为。

　　劳动仲裁和诉讼则是更为有力的维权手段。劳动者需了解仲裁和诉讼的时效、流程，提前收集整理好相关证据，必要时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依法依规向仲裁机构或法院提出合理诉求，相信法律的公正裁决最终会还自己一个公道。

　　王某与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这场官司落下帷幕，但其引发的波澜却远未平息。这一案例宛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新业态用工环境下劳动关系认定的复杂性与敏感性。它告诫从业者，在投身新兴行业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审慎签订合同，明确自身与合作方的权利义务，切不可因一时的利益诱惑或急切心理，而忽视潜在风险。同时，一旦察觉自身权益受损，要果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新兴的网络直播公司，还是传统的制造企业，都应从这一案例中汲取教训，规范用工管理，严格遵循法律和法规，杜绝模糊用工、违规操作等行为。唯有如此，方能在激烈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中稳健前行，避免陷入法律纠纷的泥沼。

　　展望未来，随着新业态的持续蒸蒸日上，有关规定法律法规必将逐步完善，监督管理力度也会日益加强。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公平、有序、和谐的劳动市场环境，让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让每一家公司的合法经营都能收获丰硕的成果，一同推动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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